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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赵轶峰《在亚洲思考历史学》一书是近年亚洲史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作者在详细介绍该著撰述缘起及内容的基础上，高度肯定了其学术意义。认为其兼具学术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多重性质。赵著以亚洲史与全球史相结合、学术史与思想史相融合及比较史学方法，对亚洲四国现代史学及史学对四国现代化的形塑等问题的系统阐述深化了对亚洲现代史学的认识。作者亦肯定了赵著所呼吁的亚洲史学应摆脱西方影响，从自身史学传统中开掘出“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方向。
摘要
赵轶峰在多年研究基础上，近期刊出《在亚洲思考历史学》一书，对中、日、韩（朝）、印四国亚洲现代史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评述。他以国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史学思潮为论题，采用亚洲史与全球史的视野，将学术史与思想史融合起来，运用比较的手法，对亚洲四国现代史学以及史学对四国现代化的形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提出亚洲史学应摆脱西方的影响，从自身的史学传统中，开掘出“新实证主义历史学”，方是未来史学发展的方向。本书是首次系统讨论亚洲史学理论，并将中国现代史学与日、韩（朝）、印史学置于比较视野下进行讨论的著作，学术意义重大。
赵轶峰；《在亚洲思考历史学》；亚洲历史学；民族主义；现代性
作者简介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明清中朝关系史、海外中国学、韩国史。
张璐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古代文明》2023年第2期，第27-34页。
最近20余年来，中国史学界兴起一股区域史与全球史的研究思潮，打破国别史的界限，甚至冲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藩篱，将二者统合起来进行研究，成为一时风尚。即如葛兆光倡导“从周边看中国”，李伯重从全球史的视野考察明清经济史，张伯伟强调“异域之眼”的重要性，刘新成与刘文明倡导全球史观……不仅打破历史研究的学科界限，甚至突破文史研究的学科壁垒，产生了深远学术影响。赵轶峰教授经过多年探索，采用比较视野，抓住现代史学的核心理论问题，将中、日、韩（朝）、印亚洲四国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演变冶于一炉，出版了《在亚洲思考历史学》，乃是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将思考的视野推向亚洲而首屈一指的著作，值得关注。
一、成书背景与基本取向
赵轶峰是海内外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著作等身；在史学理论领域，他也卓有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关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1989年，他赴加拿大布兰登大学、埃尔伯塔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攻读博士学位，求学多年，对西方史学理论有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他还参与编著《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等，刊出了一系列成果。2006年，他在翻译皮特·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主编的《全球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时，特别推崇书中的“全球史”视角。他指出：“所谓全球视野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它不是将世界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个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的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他本人也身体力行，贯彻这种方法，从中国扩展到亚洲，将中华文明史融入世界文明史之中，进行比较研究。
2013年，赵轶峰参与陈启能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国际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发展趋势》，承担子课题《当代亚洲史学发展趋势》，系统考察了韩国（朝鲜）、日本、印度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渊源、形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他申请了教育部重大项目《史学与社会—当代亚洲四国史学演变比较研究》，将中国现代史学融入其中，“从社会状况，包括特定时代社会演变的历史主题，来理解历史家理解、看待和叙述历史的方式”（《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8页），因为“亚洲各国的现代历史学都是与其现代化社会形态一起展开的”（《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10页），最终出版了本书《在亚洲思考历史学》。
国内很多学者都是以西方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很少会关注亚洲的史学理论。本书尽管处处在跟西方对话，却是一部实实在在探讨亚洲现代史学理论的专著，开创之功，意义非凡。本书站在亚洲史乃至全球史的高度，以比较的视野，“把亚洲现代历史学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对象加以考察”（《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7页），前六章结合各国社会状况，采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路数，运用评述性的写作手法，分别考察了国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与思潮，在中、日、韩（朝）、印四国现代历史学中的由来、现状和特质，分析其异同，总结其特点，同时也“考察历史编纂学如何作用于亚洲各国社会演变的实践历程”（《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绪言》第9页），将史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思考，从而呈现历史学在亚洲上述四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用。
第七章先总结亚洲现代历史学的共性：现代性、改造社会、凝望西方等等。赵轶峰指出：我们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同时，不必对西方史学亦步亦趋，因为西方史学也经常陷入“否定”与“复归”的循环之中。我们更应该重视中国（东方）本土的历史学传统，重新思考亚洲历史学未来的可能性，进而提出“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设想。他还指出：历史学不应受国族、地域等方面的限制，故而我们应该为推动全人类历史学的融合与发展而努力。该书视野宏阔，涉猎极广，问题意识明确，理论性强，必将在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二、国别史视野下亚洲四国现代历史学的演变
本书视野多元，在亚洲史与全球史的宏观概览下，以国别史为内核，结合各国社会历史状况，深入考察其现代历史学的渊源与演变。中、日、韩（朝）、印四国皆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因而在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史学潮流的选择和接受也各不相同。结合20世纪以来西方传入亚洲的各种理论思潮，本书分析了亚洲各国现代史学如何在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冲突中，对西方史学理论进行的选择性重构。
赵轶峰在书中指出，中国史学传统深厚，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接轨，形成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石。自晚清以来，以梁启超等为代表，中国史家在西方冲击下开始自我反思，要求改造国家政治体制，将以王朝为国家的意识转变为国家与民族为一体的国族意识。20世纪20年代，学界在急需社会改造的背景下，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性质开展讨论，在30年代又掀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发展起来。在现代国家形态选择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相结合，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问题体系、思维逻辑和话语方式。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它在“文革”时期走向极端化，导致影射史学盛行，史学被定位为政治斗争的驯服工具。“文革”结束后，学界开始全方位地反思和“拨乱反正”，史学研究亦开始“去意识形态化”。现代化史观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受到史家追捧，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学者们开始大量吸收外国史学理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界努力寻求新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史学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思想启示。这既有助于深度揭示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的局限，又有助于扩展历史学的视野。因此，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现实社会的需求，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学的特色与发展轨迹。
日本近代自我重塑的过程更为特殊。19世纪日本被美国叩开国门后，迅速调整政策，实施全面改造。它先以“开国”缓解了西方挑战的冲击性，继而以“尊王攘夷”为旗号，重建了统一的中央权威，然后通过“脱亚入欧”全面模仿西方，进行改革，迅速完成了国族重构。到19世纪末，日本已成为列强中的一员，不满足于本民族的自存自立，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主义的逻辑向周边扩张，提出“亚洲主义”，主张整合亚洲与西方抗衡，将朝鲜、中国作为区域整合的对象。日本现代史学学术上崇尚实证主义，社会政治上则宣扬服务于日本扩张的“亚洲主义”“东洋史观”和“皇国史观”，主张东洋文化中心已迁移至日本，日本应凭借特殊精神解放亚洲，建立世界性殖民帝国。可以说近代日本用亚洲主义、文明论、现代化论之类的言说，包装了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开始反思战前历史学，重视社会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同样注重宏观历史研究的现代主义批判流派，构成了这一时期日本史学的主流。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多元化学术方法的兴起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宣扬日本是现代化成功范例的“现代化论”得以流行。在战后反省的同时，日本学界也萌发了为侵略战争辩护的历史观。因此，战争的真实性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被模糊化，战争侵略性质也被否认，自由主义史观被大肆宣扬，日本的历史研究误入歧途。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朝鲜史学自此笼罩在日本殖民史学的阴影下。殖民论者强调殖民统治带来了朝鲜半岛的现代性，以肯定语境叙述殖民地时代经济技术发展，但这并不能掩盖强烈的民族矛盾。朝鲜半岛本土历史学者申采浩、朴殷植、郑寅普等致力于确立本民族的主体性，重构朝鲜历史，建立起朝鲜民族认同的基础和自信心，确立朝鲜民族本位的历史框架，为此宣扬檀君朝鲜说，否认箕子朝鲜说，标榜其民族优越性。“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形成南北对立格局，马克思主义史家集中于朝鲜，以安在鸿、孙晋泰为代表，主张“万民共生”的新民族主义史学，力求消除殖民地阴影，将朝鲜国族的整合发展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线索，确立“主体思想”。韩国也尝试突破殖民地史学的历史叙述框架，姜万吉以民族的一体性意识为出发点，指出日本殖民并非欧美学者口中所谓促进朝鲜半岛现代化，而是经济掠夺和文化抹杀。民间学者更是不惜曲解文献，以《揆园史话》《桓檀古记》等伪书来佐证檀君起源说，要求在历史上摆脱作为中国藩属的历史记忆，在现实上摆脱日本殖民史观的各种说法。官方层面也积极倡导国族主义，推进国族历史编纂，建构起空前规模的韩国国史叙述的官方文本系统，整理出大批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极大地提高了韩国公众的国史知识和民族意识。
印度历史上多次受外族统治，近代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发生了比亚洲其他国家更深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多宗教、多族群的状况延续到现代，其现代历史学的起点并非国族主义而是殖民地史学，印度国族形成是由一批要求独立的民族精英完成的，具有特别突出的建构性质。1947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印度在建立独立国家的同时，急需培育民族认同。为此，重新书写印度历史，批判殖民地史学中对殖民合理性的建构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苏普利亚·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总结印度现代史学编纂的3种格局：一是官方的，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国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二是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文化国族主义历史编纂学；三是以社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历史学。此说相当有见地。20世纪中叶以后，印度出现底层研究的热潮，研究农民运动、部落反叛、民族主义运动、印度国家性质、社群等问题，批评精英化历史编纂学只关注上层的学术路径，被认为突出显示了后殖民主义历史研究的概念和路数。
作者在“绪言”中强调：亚洲各国历史编纂都是在历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各国不同社会状况及特定时代社会演变的历史主题深刻影响了四国史家叙述历史的方式；另一方面，历史编纂学也对亚洲各国社会演变发挥作用。“历史学是社会改造的巨大力量……各国的国族重塑、自我认同、战略抉择、社会发展道路辨识与选择、社会动员的方式、公民意识的构造等等，无不深度借助了历史学提供的认识及其社会塑造力。”（《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第384页）即便是同样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亚洲四国因为社会状况不同，面临的问题有异，史家关注的问题也不同，其产生的史学成果各具特色，互不相同，由此决定了各国现代历史学的不同轨迹。本书通过比较论证的方式，全方位呈现了中、日、韩（朝）、印四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概貌与具体特征，揭示了四国现代历史学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微妙关联。
三、超越民族主义立场的亚洲史学
要讨论亚洲的民族主义史学，就要先回答什么是民族？民族是如何形成的？16至17世纪，民族与主权国家合为一体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在西方兴起，形成了初步固定的边界和国民的民族认同感，表现在史学上就是大量国别史的产生。19至20世纪，随着欧洲的全球扩张，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世界各国接受，逐渐形成“民族主义史学”一套理论范式。民族概念出现的初期，人们倾向于从社会学的客观角度进行定义，拥有共同祖先、历史、文化的人类群体为一民族。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破除了“民族”这个“神话”的迷信，将民族定义为人类社会中在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同与理解。葛兆光立足于主观和客观的分野指出：民族主义客观上基于空间、语言、信仰、历史建构的标准，主观上更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认同基础。杜赞奇以亚洲经验来探讨民族主义，指出近代将民族国家视为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但民族有暂时性和观念性，是被有意建构的，并将被解构。赵轶峰在综合考察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指出民族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现代才被构造出来的，只是现代以来此话语却被当作利益争夺的工具。
基于“民族”被反复讨论后产生表述模糊的困境，作者重新界定了民族和国族的概念。他认为，民族是指历史经历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独自语言、文化习俗、社会认同的人群，对应英语中的ethnic group；国族指基于共同生活历史经验和逐渐增强的文化认同而组成为国民共同体国家的人群，对应英语中的nation。也就是说，亚洲民族早就形成，在现代时期与国族共存，且不由国族所限定，亚洲各国的国族主义应自具特色。作者指出：“亚洲各国的早期国族主义史学都是在国族国家意识勃兴的历史背景中借助西方国族国家概念而展示的，其中必然交织着对西方霸权的反抗和对西方话语和思维方式的模仿，是学习西方而又与西方思想界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化论所感染的历史叙事相抗衡的另一种宏大叙事”。（《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第81页）这一说法凸显了亚洲民族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西方的差异性。
诚如罗新所言：“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也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与现实社会的深刻关联，使历史学负有过于沉重的责任，各国学者在国族主义史学的叙述中，往往不能客观看待本民族，而将其他民族作为对照组，衬托本民族的优越性。为此，在国族重建完成和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的现代，超越国族主义成为历史学新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亚洲学者致力于提出新的理论，取代国族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韩国“后民族主义”史家尝试用后现代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方法重述国族的历史，关注族群、性别、阶级在殖民统治下被制度化的过程，以现代性为新尺度淡化殖民时代的民族冲突。但赵轶峰指出这种方式只是抛弃了国族主义，选择现代性作为另一种价值先行的宏大叙事。印度“底层研究”学者把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下层，通过社会叙述来解构国家叙述。赵轶峰指出上述无论是理论的重构还是视角的转换，实际上都是回避式的转向，没有真正实现超越国族主义。
另一种尝试是以大于国族的区域研究来代替国族国家单位的历史研究，比如亚洲研究。亚洲本身就是一个西来的地域概念，被构建为具有相似传统的共同体。葛兆光界定日本“东洋学”时指出：日本历史学家将中国史的空间视野从汉族中国扩大到中国的周边，并有意识地把它作为和西洋相对的“东洋”，进一步提出“亚洲主义”，这“在学术史上是一种对现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史上却是一种重新构建‘东亚新秩序’和‘东亚新世界’的基础”。这实际上是要削弱“中国”作为“历史世界”的意义，重建一个以日本为东亚盟主的亚洲史。它试图借此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在世界主义名义下，表达以大和民族为主导的立场。此种“亚洲主义”既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论述，也不能克服国族主义的局限性，却会造成国族主义的扩大和极端化表现。各国史学不仅难以笼罩在被建构起来的亚洲主义下，还会强化各国的国族论述，使得各国在历史论述中更加努力地追求自身特色，而力求与其他国家主体相区别。
作者指出要超越国族主义史学，就要提出新的历史编纂学，需要一种重新阐释的新方法论，比如把人类作为终极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的普世主义，将国族差异置于从属地位。但这种理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东西互视视野下的亚洲现代整体史学
赵轶峰从中、日、韩（朝）、印四国近代国族重建出发，以史学理论的演变为线索，站在与欧洲相对的立场，来理解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继而又立足全球视野，对国际史学潮流进行批判性考察，重点讨论了亚洲各国学者为破除西方中心论而作出的努力。
西方在15-19世纪之间，发生了以科技革命、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国族国家兴起、资本主义发展为突出表征的现代化历程。19世纪，西方以自由贸易为旗帜，以武力为依托，打开亚洲各国国门，亚洲各国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殖民地化的威胁，形成殖民地史学。殖民地史学的普遍特征是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将殖民统治合法化。印度从16世纪以来就被英国殖民，殖民者最早书写了印度历史。詹姆斯·米尔等把印度历史叙述为英国人发现、开发后将之带入发展轨道的历史，淡化英国殖民之前印度文明的历史，将扩张行为进行合理化论述。日本在19世纪末成为亚洲的后发殖民势力，吞并朝鲜后制造“日鲜同祖论”、满鲜史观，以朝鲜历史具有他律性、停滞性、党派性、民族性等论说宣扬殖民主义史学，并在中国台湾地区试图编纂“日本台湾”殖民史。
在此种情境下，亚洲各国不得不为保全自我而进行反省，借助欧洲历史学重建现代历史学，学习和借鉴欧洲历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理论来重述本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对先前的本土历史学进行批判、反思和扬弃。作者指出：“亚洲现代历史学后来演变的每一步骤，凝视西方历史哲学的走向，成为一个新传统。”（《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第326页）这种改造是以反抗西方霸权和模仿西方话语和思维方式的二元矛盾为基础进行的，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与东方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化论等历史叙事相抗衡。其主要目的是摆脱殖民主义史学叙述或西方中心主义的遮蔽，重新建构起本国族在当下世界现实中独立的历史。在借助西方思想来思考自身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亚洲各国不可避免地把欧洲历史作为衡量自身历史的尺度，信奉欧洲中心主义。作者指出，亚洲现代历史学甚至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亦步亦趋中，形成了凝望西方的新传统。这种传统虽然使得亚洲各国历史学有更多的共性和关联性，带来了亚洲历史学与全球历史学的共振趋同，促成亚洲与西方历史学和社会观念获得更有效的沟通融合途径，但也可能造成了某种路径依赖和对于西方历史学的过度信从。
因此克服欧洲中心主义，探索本国的历史书写方式和历史解释理论，就成为亚洲各国最重要的历史课题。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兴起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种批判性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社会对自身局限的自我批判，为批判欧美现代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新思路，强调差异性、多样性、相对性，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言说路径。亚洲历史学也借此理论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比如为淡化日本侵略扩张的日本史家，提供了一种理论化的言说技巧，将历史认识艺术化、相对化。后殖民主义对民族史的书写提出了挑战，要求重述殖民地历史，从曾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出发，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格局，将原殖民地文化、社会、历史从边缘和从属地位，提升到多元世界体系中更重要的地位。印度受殖民地影响最深，反思也最深入，印度史学中“底层研究”的研究思路，被认为突出地显示了后殖民主义历史研究的概念和路数，批评精英化历史编纂学，尝试解构以国家作为历史叙述的单位，倾向于从“社群”式的生存群体出发叙述下层历史，研究农民运动、部落反叛、民族主义运动、印度国家性质、社群等问题。朝鲜半岛从“殖民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要求在差异性、多样性、交融、对话、妥协的语境中，重新评估现代性进入殖民社会引发的多重样态和矛盾纠葛。但作者指出后殖民主义的概念生成于与殖民主义历史过程融为一体的现代性语境中，因而本质上来说后殖民主义是难以超越现代性的。
多方话语挑战下，欧洲中心主义虽然没有消失，但根基已晃动，国家政治作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核心话题向边缘移动，地方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历史研究逐渐摆脱“宏大叙事”，重视“从下而上”地考察历史各片段，关注日常生活的流变。年鉴学派重视历史阐释，提倡对特定地域范围内较长时段的历史状况与变动进行研究，关注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物质文化、日常生活、社会习俗、文化样式、大众心理等。社会经济史得以蓬勃发展，历史人类学也进入了社会史研究中，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关注社会文化结构网络中文化权力的象征性符号及其对地方文化权力的再塑。社会史还进一步向新文化史转向，从内部考察人，强调语言、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
作者进而将视野扩大到全球，强调亚洲并非单方面接受西方影响，历史学是人类共同的学术，有超越国族、地域、文化系统单元的共同语境，因此亚洲史学的研究应是推动全人类史学融合和共同发展的一种努力。20世纪后期，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而变得越来越密切，单一的国家视角或者地区视野难以满足历史叙述的需求，全球史逐渐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 L. S. Stavrianos）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革命浪潮已经结束了西方霸权，90年代以来的新世界面临着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对人类命运构成的共同威胁，因而要应对21世纪的新局面，需要新的全球视角的历史。在此背景下，大量全球史著作流入中国。刘新成指出，中国学者将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视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亚洲史学家要想提供新的历史解释，就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限制，在承认历史解释的相对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平等解释；在不同视角的转化和不同视野的融合中，尽可能形成同情之了解。
可见，作者对亚洲各国现代历史学的考察不是囿于一国一族的分析，而是在更大的视野上，将亚洲历史学作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讨论其与欧洲历史学相抗衡的努力，梳理其在全球视野中所占的地位。亚洲各国既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学习西方，史学理论上接受西方，也在自身的独立重建过程中找寻自我认同，发掘本民族特质，克服西方中心，建立自我的历史叙述。作者认为要重新思考亚洲历史学未来的可能性，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就要提出一种新的阐释历史的方法论，为此他提出了新实证主义史学的设想。“新实证主义应在传统实证主义坚持历史可认知性、尊重证据、求真务实的基础上，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实现新的整合。”他要求“保持实证史学的合理内核，扬弃现代客观主义史学、科学主义史学的绝对性倾向，与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观念拉开距离，批评性地回顾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提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历史学重回“求真”的路径。（《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第406—407页）在后现代主义“解构”史学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呼吁无疑是一副难得的清醒剂。
五、余论
本书征引宏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亚洲现代史学理论思潮评论的集合体。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讨论，凡本国与外国中英文等相关学术成果，皆系其评论的对象，因而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学术史当被看作是以学术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是一种思想史。”由此也决定了本书并非一部纯粹的史学史著作，本书兼有学术史、思想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性质，因而有着多重的学术意义。本书将中国现代史学置于亚洲现代史学的大背景下讨论，以日本、韩国（朝鲜）和印度现代史学作为参照对象，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认识。这也是中国史学史界一次非常宝贵的尝试，必将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古代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天下世界，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度构成古代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由此也决定了古代东亚世界的独特性。就传统史学而言，朝鲜与日本古代史学，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下才慢慢发展起来的。东亚三国的古代史书主要用汉字书写，以儒家思想历史观为主导，采用几乎相似的史书体裁。这种传统史学的共性，也对现代史学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一定的底色，产生某种相似性，本书对此论述似可进一步深化。
全书以史学理论思潮为中心，分章按专题和国别来加以叙述，固然是本书体例上最大的特色。全书问题意识明确，论证相当深入，给人印象深刻。不过，这种写法也带来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亚洲四国现代史学间的关联性问题，本书尽管注意了整体上的宏观把控，但对同样的史学思潮在四国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全书的叙述较为模糊。书中也注意到日本是东亚四国中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因而其现代史学的发展也比较早。尽管东亚四国现代史学是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但中国与朝鲜很大程度上对西方的了解，都是透过日本而传过来的。即如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有着深深的日本史学烙印。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也有不少人是透过日本才窥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谛。由于本书是以史学理论学说为中心论题，对四国史学采取的是共时性的论述方式，此四国史学在观念上的历时性影响，就难以体现出来。
诚如作者所言：“在现代历史学发生和演变的历程中，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贯通始终。”（《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第383页）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议题，如国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某些层面，也都是整体现代历史学的不同层面。它们几乎是交叉出现，同时存在，彼此互相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作者在论述各章时，几乎总是在重复同一个时代，其所讨论的对象、时代与史实，难免重复，而在某些时候又可能有所遗漏。故而，在分章专题性的论述之后，再强化其整体性的论述，似有必要，这或许有助于增加宏观概览与认知。
总之，本书或偶有不周之处，但无关宏旨。本书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在亚洲与全球视野下，检视亚洲现代史学理论的有益尝试；它也是把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置于全球视野下，将其跟日、韩（朝）、印史学进行共时性比较的有益尝试；同时它还是不以西方史学理论为据，而从中国和亚洲史学中，去寻找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有益尝试。其创新性与理论性，皆将产生重大影响。正如葛兆光所说：“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有四，即看清转型、背景、方向和路径。”本书可以说很好地完成了这4点任务。它为亚洲现代历史学发展进行了总结性的梳理，从亚洲史学的本体性出发，所倡导的追寻历史真相的“新实证主义史学”，就是亚洲史学未来的方向和路径。我们深受鼓舞，也将拭目以待。
信息采集：陈昊
文字编辑：陈昊
媒体编辑：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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